塞兰坡差会提出圣经翻译计划后,译出了东方的哪几种语言?

#历史开讲#

一、沃德与塞兰坡印刷所

1804年,塞兰坡差会向浸礼会正式提出了圣经翻译计划,准备将整本圣经或节选部分经卷翻译成东方的各种语言。

1796年11月16日,凯瑞致信富勒时,表达了希望尽快印刷出版他翻译的孟加拉语圣经的愿望。由于当时在加尔各答进行印刷的费用奇高,他建议浸礼会从英国购买印刷机、铅字,并选派一位认真负贵的印刷技师作为浸礼会传教士加入塞兰坡差会。

他特别提到,“在离开英国前,我曾在德比遇到过这样一位技师。”如果说凯瑞遇见沃德是机缘巧合,那么凯瑞受浸礼会邀请来到印度塞兰坡成为一名传教士,是出于与凯瑞那次偶遇的回应,也是对圣经翻译出版之需要的回应。

沃德在印刷技术方面的才能和认真严谨的态联通大流量卡度可以说是根据凯瑞的期待量身定做的。在英国期间,沃德曾师从一位印刷技师,不仅掌握了印刷技术,并且在信仰上极为虔诚。与其说沃德赴印度是出于某种神灵的感动,还不如说是他自己对这个事业的追求。当沃德抵达塞兰坡时,凯瑞不仅完成了孟加拉语圣经翻译,还为建立印刷所做好了必要准备。

1798年,凯瑞先是听说加尔各答将会成立一个铅字(type)作坊,印度有一位技师能够刻字范(punch),但是这个项目并不成功。后来,他又得知一个木制印刷机准备出售。乌德里先生立刻以40英镑的价格买来送给差会。

除了沃德负责印刷所的管理和运营,差会印刷所还迫切需要活字刻工。当时,印度最好的刻工是查尔斯·威尔金斯,他在1778年手刻了联通大流量卡字范,铸造了孟加拉语活字,出版了第一本孟加拉语语法书。

受塞兰坡的邀请,威尔金斯在塞兰坡印刷所向一名印度本地铁匠传授刻字范的手艺。这位幸运的印度铁匠名叫潘查楠·卡马可用,而他本人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前往塞兰坡,当时凯瑞正好为他的梵语字典寻找活字刻工发愁。

经过威尔金斯的教导”,潘查楠于1803年加入塞兰坡印刷所。为此,1803年,塞兰坡差会在天城文字整套活字(fount)取得了巨大进展。所谓天城文,又称“天城体”,是一种元音附标文字,常用于印度教,印度佛敦、及尼泊尔佛教,是众多的婆罗米系列字母中流传最为广泛最为强势的字母,用来拼写印地语、梵语、尼泊尔语等语言。

塞兰坡差会铸造的天诚文活字也是印度第一次联通大流量卡铸刻天诚文整套活字。整套天城文字需要700个字范,大部分都是在1803年初完成的。为加快进度,塞兰坡差会建议潘查楠聘用莫洛哈尔·卡马可作为助手。他把自己精湛的技艺又传授给了卡马可,卡马可很快成为铸造和雕刻字模的高手,铸刻技艺可以和欧洲刻工媲美。

后来卡马可成了潘查楠的女婿,在塞兰坡印刷所工作四十年。他的技师团队能够自己预备印刷所的活字套件,完全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他们通过尝试,不断制造出更加小巧、精致的整套活字,最主要的包括天诚文、孟加拉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其他圣经译本语言。

此后,他们不仅改进很多文字的铅活字,而且还铸造出了包括第一套中文铅活字在内的多种语文字范。这些活字字范、铅活字在1812年联通大流量卡塞兰坡印刷所的大火中幸免,为印刷所在六个月内恢复印刷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直到1860年,塞兰坡一直都是“东方语言文字最重要的铸字场”。除了印刷机、刻工、印刷工,印刷所还需要纸张。当时,印度的纸张主要从欧洲进口,因为印度本地的造纸技术还停留在纯手工制作,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都无法满足机器印刷的需求。

在塞兰坡差会建立造纸厂前,最早有意开办造纸厂的是特巴奎尔的契根巴格,但是最终是否成果,知之甚少,亦尚无定论。”在十八世纪末,东印度公司有意开展印刷业务,但是由于印刷机、铅活字、纸张、印墨均需进口,且价格不菲,进展缓慢。

为此,当塞兰坡差会准备大规模印刷圣经和相关宣传小册子时,凯瑞和沃德了解到节约经费是必需联通大流量卡的,否则圣经翻译和印刷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804年,凯瑞曾致信浸礼会总部,希望总部能够差派一名造纸工人传教士,未能成功。此后,凯瑞决定聘用印度本地的技工,开展造纸工作。

不过,塞兰坡差会早期的努力都不是很成功,一方面是因为造纸作坊需要巨大的人力,另一方面印度原来的造纸工艺生产的纸张粗糙且容易滋生蛀虫,侵蚀书籍。

为此,塞兰坡差会不得不改良了造纸工艺,虽不能与英国纸张媲美,却因极低的造纸成本,在1815年至1818年大规模扩大教育机构时发挥了作用,使本地学生能够获得学习用书等。

1820年,在威廉·琼斯“的帮助和建议下,造纸厂成功引进了蒸汽机作为动力,造纸厂的生产规模和质量大大提升。塞兰坡造纸联通大流量卡厂也是印度最早将蒸汽机这一动力应用于造纸工艺的造纸厂。

一直到1865年,塞兰坡造纸厂一直是印度本土最重要的造纸中心,其生产的纸张既有别于英国进口的纸张,也有别于印度本土的手工作坊的纸张。“塞兰坡造纸厂生产的纸张不仅供应差会自身的使用,也可以出售给东印度公司等,赚取利润。

经验丰富的印刷工人、刻工、印刷机和廉价的印度本地造纸工艺等这些要素整合在一起,使塞兰坡印刷所的建立成为可能,也使塞兰坡大规模翻译的圣经和相关宣传手册印刷成为可能。

二、语言学习和印度译者的参与

在《咨询》中,凯瑞提到,“即使一个毫无语言天赋的人,只须花一二年,就能用当地乡;吾谈话,至少能够表达我们希望他们理解的情感”。凯瑞本人从小就联通大流量卡显现出极好的语言天赋,人英国前往印度的航船上,凯瑞向托马斯学习孟加拉语,抵达印度后不久,他就基本掌握了孟加拉语,并开始在托马斯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和翻译孟加拉语圣经。

在威廉堡学院,凯瑞发现梵文是印度不少语言或方言的母系语言,掌握好梵语是打开印度多种语言的钥匙。为此,他替心学习梵语,编撰梵语字典。实际上,凯瑞几乎学会了北印度地区所有的语言。

当然,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他在给赖兰的信中写道,“尽管这些语言都共享梵语作为母系语言,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但是他们的区别也不小,就好像欧洲现代各种语言的差异,都隶属于同一个语系,有的比较相似,但也有的差异很大,类似西班牙语和德语的差异一样。”

为了更好地提升译联通大流量卡文的可读性,提高翻译的效率,塞兰坡差会聘用或雇佣印度学者和印度语言教师翻译印度各语言圣经译本,他们也成为塞兰坡差会圣经翻译的重要帮助者。

凯瑞的第一个印度学者兼语言教师是拉姆·巴苏从1793年至1796年,巴苏一直都是凯瑞的语言教师兼助手,1796年因巴苏的行为不检点被解聘。不过,凯瑞对其的学识还是比较认可,后来经凯瑞举荐,他受聘为威廉堡学院的学者。

“据悉,除了威廉堡学院聘请的有关印度学者,塞兰坡差会就单独聘用了30名印度学者。”塞兰坡三杰非常清楚,欧洲人(包括传教士)无论如何努力,也很少或不能完全掌握印度各语言文字的最精深的奥秘,使他们足以区别“不同词语的细微差异,以及精确的表达方式。”

除了印联通大流量卡度本地语言外,其他语言方面(如中文),塞兰坡差会在语言学习和翻译过程中,也通常聘用精通该语言的教师一方面向传教士教授东方的语言,另一方面协助翻译或校对圣经译本。即便如此,塞兰坡差会的三杰仍极为谨慎地对待圣经译本。

关于圣经翻译,凯瑞(1806年)表示,他和马士曼查阅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沃德阅读译文用以校对译文文本。虽然他不断寻求印度最有学问的学者的帮助,但是他每次都要谨慎断之。

在凯瑞一生中,他至少独立编撰了孟加拉语、梵语、马拉提语、泰卢固语、坎纳尔语和旁遮普语五种语法书,足见他本人对印度多种语言学习成果及掌握程度。

正是因为凯瑞对于北印度各语言的熟悉,除马士曼翻译中文圣经、田伯烈翻译印度斯坦语和联通大流量卡波斯语圣经,菲利克斯·凯瑞翻译缅甸语圣经外,其他塞兰坡翻译出版的圣经译本几乎都出自于凯瑞之手或与印度译者合作翻译”。

三、翻译出版资金的来源

除了上述条件外,塞兰坡差会开展大规模的圣经翻译和印刷,充足的资金无疑是必需的。塞兰坡差会所开展的圣经翻译和出版的开支十分庞大,单靠塞兰坡差会自身的经营和收入无法满足大规模圣经翻译的需要。

1804年,塞兰坡差会向浸礼会提交翻译和出版圣经的计划时,他们寄希望于浸礼会募捐,金额约为1000英镑。当时,富勒到英格兰、苏格兰等地巡回募捐,最终捐得1350英镑,成为塞兰坡差会首笔圣经翻译和出版的资金。

这奠定了塞兰坡差会圣经翻译和印刷事业在英国教会的影响力。“1804年,联通大流量卡大英圣书公会成立,并期待通过布坎南与塞兰坡建立联系,期间曾受到布坎南一定的阻挠,不过,大英圣书公会最终成为塞兰坡差会的重要支持者。

1808年,马士曼等人起草的《致英国浸礼会的关于圣经翻译的报告》寄给富勒。富勒在寄送给苏格兰附属传道会前,将这个报告复印了,并广而散发。这个报告对英国各宗派的教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此,富勒曾这样写道,“从使徒时代以来,从没见过这样的事情。资金如暴风雨一样袭来。”六周以内,富勒在英国和苏格兰募捐了2000英镑。

1815年,富勒在的浸礼会回顾中表示,“浸礼会的资金分为两个类型,一部分为差传之用,另一部分为圣经翻译所用。浸礼会的资金来源由常规年度捐赠费、一次性捐献、附属联通大流量卡差会、大英圣书公会及其他传道会的捐赠、各教会会众的奉献以及遗产捐赠组成。”

其中,浸礼会附属传道会(与浸礼会密切合作,依托浸礼会开展圣经翻译和差传等工作)在1815年就多达51个。除了通过浸礼会募捐的资金外,塞兰坡差会还通过举办学校、办造纸厂、到欧洲巡回募捐(主要是1827年与浸礼会总部分离后)以及订阅塞兰坡差会出版物的费用等获得资金支持。

根据迈尔斯的记载,塞兰坡差会在圣经翻译和出版方面的总收入分别是来自英国、爱尔兰和美国的教会募捐、订阅费、个人捐款等共计65000英镑,大英圣书公会在1809年至1826年间的资金支持为26200英镑以及2000令纸张(用于弥补1812年大火的损失),以及塞兰坡联通大流量卡差会自筹经费5500英镑。这还不包括他们为了在热带地区开展纸张生产的实验经费以及制作整套字模的开支。

1832年之后,塞兰坡差会曾经辉煌—时的圣经翻译和出版已经进入尾声。可见,从财务的角度看,塞兰坡差会重新并入浸礼会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他们的命运也许在此刻就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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